

18世纪在世界史上是个特别迷人的世纪,它将启蒙运动紧紧拥在怀中。关于启蒙运动的始与终,史家并无定论,但传统上认为它肇始于1715年路易十四之死,终结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它让人想到一连串熠熠闪光的名字: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还有康德。他们将18世纪整个欧洲的夜空照耀如白昼,光芒至今不减。
18世纪因此成了历史学家的宠儿,被大书特书。近世学者各出奇招,把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科学和艺术、乡村经济和城市文化一一解构并重新阐释,徘徊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与“心性史” (mentalités)两种历史观之间,迷不知返。这场浩浩荡荡的“故事新编”系列里,唯独建筑的历史未受影响, 实在令人诧异。上世纪20年代,奥地利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埃米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曾将18世纪的建筑称作“启蒙运动之建筑”、“理性时代的建筑”和“大革命建筑”,前两种令人信服,后一种却很成问题。那以后,建筑从17世纪古典主义向18世纪晚期新古典主义的转变曾被诠释成启蒙思想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结果,这还算好的;更普遍的解读是风格意义上的: 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建筑终于战胜了轻佻妖娆的洛可可,迎来了庄严崇高的新古典。这观点一流行起来可就麻烦了,纵观整个西方建筑史,类似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止过,胜者为王,焉知新古典不是流寇。18世纪末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师布雷(Etienne-Louis Boullée, 1728-1799)和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 1736-1806)创造的那些“崇高”、“抽象”的乌托邦设计,要么被奉为现代主义的鼻祖,要么被妖魔化成刽子手,害得建筑惨死于反人道主义几何学的冷酷之手。无论哪一种解释, 这类项目都已被边缘化,成了古董,如同所有乌托邦的黄粱一梦。

《法国启蒙时代的建筑师与工程师》的问世,好比一脉清泉流进混沌而凝滞的18世纪建筑史。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著名“范式”概念,该书是在一个根本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中为建筑历史找到了解释的途径。按照库恩的说法,科学的进步并非新知识的线性积累,而是经历着周期性的革命,即“范式转移”。建筑也是如此,18世纪的建筑尤其复杂,一时向前,一时退后,忽而谨小慎微,忽而大气磅礴。但是该书的作者安托万·皮孔找到了一把金钥匙,用来解释彼此抵牾的纷繁运动,它就在建筑的“姐妹”学科土木工程里。
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著作其实特别适合当成小说或戏剧来读。它不但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等叙事性文体的全部要素,还暗藏伏笔,吊人胃口,高潮之后又戛然而止,回味无穷。书名已经交代了时间、地点和人物, 至于事件,读者大概能猜出几分:建筑师和工程师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没错,他们之间有一段很深的瓜葛,书里讲的就是他们合久必分的那场戏。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戏?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建筑和土木工程是一家子。家谱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 世纪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的年代。当时有一位叫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师,也是土木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他将毕生的实践与研究写成一部《建筑十书》,献给奥古斯都。说是“建筑”十书, 其实有好几书谈的都是土木工程,从铺路、造桥到规划城镇、兴修水利和防御工事,包罗万象。这么说吧,建筑不但跟土木、水利是一家,建筑师们还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失传千年之后,《建筑十书》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重新发现,从此名垂青史。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把古罗马全能建筑师的传统重新发扬光大。这时候还没有专门的建筑学校,很多建筑师都是艺术家出身,拉斐尔给教皇设计美仑美奂的宫殿;米开朗琪罗衰年变法, 修建国会山广场,为佛罗伦萨防御工事出谋划策,更以70岁高龄出任圣彼得大教堂总建筑师;莱奥纳多·达·芬奇称得上富有伟大远见的建筑工程师,其运河计划拿到今天看都不过时。所有这些都让人禁不住想问:建筑和土木工程为什么分家?怎么分的?
安托万·皮孔就是来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的。
建筑史学者们通常认为,1747年法国国立路桥学校(Eco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的成立,标志着传统建筑的终结。据说建筑与科学就是在那时被拆散的,沉着冷静的工程师从此可以自由发挥技术的潜能,而富于想象的建筑师除了设计房子的外包装几乎无事可做。两者的决裂演绎成现代建筑史上恶名昭著的“分家门”事件。皮孔使足了力气为其翻案。他把简单的起因转化成复杂的生产力问题,提出“工程师体系”能更好地适应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的需求,其合理性不但使技术取代古典主义成为可能,还让建筑从此背上了“无能”的封印,正所谓适者生存。皮孔在社会组织秩序的终结与古典建筑理论的瓦解之间做比较。他指出,随着“技术性”职业的确立,工程师被视为“人与社会整体进步的首选工具”,古典建筑理论遂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古典传统之所以存在了那么久,无非是得益于建筑骨子里的暧昧:建筑到底是什么?模棱两可的定义让古今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伤透了脑筋。语义模糊反而使它有充分的灵活性来应对其传统使命:昭示并巩固现存的社会结构。但是,在皮孔看来,当建筑理论不再能处理建筑形式的概念逻辑与生产过程的复杂需求之间的差异的时候,它就被科学计算取代了。建筑师首先得满足委托人的个性化需求,工程师则不同,他们要服务于国家的全体公民, 为他们开路修桥,工作范围之大,迫使他们在理论知识与物质生产之间建立新的联盟。于是工程师就开发出一套富于弹性的体系,将理论与实践都裹挟进操作过程中;至于美学之类的事情, 便顺其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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